家属院，后来叫家属基地，现在叫社区。50、60年代，那个年代，每个工程处依据所修铁路会在某一地方修建一个家属院，母亲们大部分没有工作的家属，每家都有4-5个子女，留守在有学校、卫生所的家属院。父亲们就常年随着铁路建设任务东进西征。一处的岳阳家属院、二处的驻马店家属院、三处的候马家属院、四处的张家口家属院，五处的暮云市家属院、六处的汩罗家属院等等，让中铁四局人都有自己的家属院情结。

60年代初，四局在修建丰沙铁路复线工程时，建起了张家口家属基地。家属基地分为南站和北站鱼儿山2个家属院，那些“随路”居住在大本营沙城的两千多口妻儿老小，便先后搬迁到了张家口家属院里安营扎寨。1964年底，我家随着这支“后方流动队伍”搬到了鱼儿山家属院。

往事如烟，记忆如梦，一晃40多年便过去了。2009年5月，我到张集线出差，顺路去了一趟自幼居住了十多年的鱼儿山家属院。一进门，真有“少小离家老大归”的感觉，六十年代初期建造的6栋楼房和30多栋平房依然如故，墙上、屋顶布满了爬山虎，院内槐树遮阴，杨树参天，家属院经历风雨沧桑许多年后，仍能感觉当年的人气与生机。顺着冬青树簇拥的小道，我不由自主的来到再熟悉不过，曾经居住了18年的“西房”——最南面的这个院落：屋顶上还有依稀可见的干柴伙，门锁已经生锈了，看样子很久没人来过了。由于大院中很多子女都随父亲参加了铁路工作，到单位安了家，家属院中曾经的热闹已不复存在了，好多房子空置下来。回想起我们这些60后的铁路职工子女们成长的往事，一幕幕跃然眼前，仿佛就像昨天发生的事……

我的父亲1956年在铁道部新建铁路总局第三工程局(中铁四局前身)参加了革命工作，至1986年内退，30多年来随着单位的变迁，父亲先后在华北局、西南局工作过，直到铁四局光荣退休，先后参加了包兰线、丰沙铁路新建二线、天津汉南铁路、吉林太平川车站、云南2208专用线、湘黔铁路、枝柳铁路、皖赣线和巢湖水泥厂专运线等铁路工程建设，可谓征北战南，四海为家。那个年代，每年12天的探亲假就是我们全家得以团聚的日子，因此，我们这些家属院里长大的孩子们，无一例外都是在没有父亲陪伴的环境下长大的。

小时候，在我们这样的家属院里长大的孩子们，记忆中大都没有父亲的概念，一、二岁甚至一、二年没见过父亲也是很正常的事。听母亲说，1967年春节，父亲从云南探亲回来时，当时三岁多的我死活不让他进家门，我说不认识他，更不让他吃饭。探亲20多天里，大半个月父亲吃饭睡觉都是在我睡着后才平安无事的。至此以后，父亲经常开玩笑说：前世我们是冤家。这样的事，相信在家属院里长大的孩子们身上或许也发生过。

1969年，为了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家属院的大人们在房管所(留守组)领导的带领下，投入到全国性的挖防空洞、防空壕的活动中。每天每家都有指标任务，家属和孩子们齐参战。哥哥们参加学校组织的开挖，我则小大人似的跟在母亲后边端土，或帮母亲照看不到一岁的妹妹。经过2年多的奋战，一条纵横交错遍布整个家属院地下的，同时能容纳三千人的防空洞完成了。在挖防空洞的同时，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语录也在家属院和铁中师生们中广为流传，妇孺皆知。每天学生们上学时一个肩膀跨书包、另一个肩膀则跨一个自制的约15乘30厘米圆柱型的干粮袋，哥哥们的干粮袋里装的是炒熟的莜面或小米等。71年，我上小学一年级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一直到76年，学校每天都会利用2个小时的时间进行战时应急和自救演练。那个年代，只要防空警报一响，学生们在老师的组织下有序不紊地疏散到安全地方或防空洞里。我那时虽然还小，却知道战争好像离我们很近了……

从我记事起，每月15日是我们家属院里最开心的一天。当房管所会计夏阿姨在大喇叭里，用一口江南音“开资了”广播后，家家户户的大人们便欣喜地到房管所财务室领取从工地汇来的工资。这一天，妈妈总会牵着我的手，拿着印章满脸灿烂地从房管所窗口夏会计的手中接过父亲汇来的35块钱(69年妹妹出生后，父亲省吃俭用又加汇了5元)。这一天，妈妈也总会给哥哥5毛钱和半斤肉票，让他买半斤一等肉(当时凭票买肉每人每月半斤，最肥的一等肉1块钱，肥瘦相间的二等肉9毛钱一斤，最瘦的三等肉7毛8一斤)回来改善生活。平时妈妈是舍不得买肉买鱼的，生活总是精打细算地花着每一分钱，我们的衣服也是大的穿完小的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每月家里的肉票、布票、鸡蛋票等副食品票基本没怎么用。入冬前，母亲会骑着单车跑遍市区各个供销点，买回价格最便宜的大白菜、萝卜等放到地窖中以备过年包饺子。每年初冬，母亲也会在天不亮时到供销社排队买3分钱一斤的土豆(平时买要1毛一斤)，要是限量购买，母亲就会带着2个哥哥一起去排队，每次都会买回三、四百斤的土豆。同时，家属院每家都会腌制几百斤的酸白菜和咸菜过冬。

由于生活拮据，71年，母亲便到建筑工地做临时工贴补家用，每天要骑40多分钟的自行车到工地。为了让母亲安心工作，8岁的我主动担负起照顾妹妹，洗衣做饭等很多家务活。每天早晨6点半以前或下午一放学就会和同学到学校后山上捡柴火、捋榆钱和槐花。秋天到了，几个同学书包里都装一条绳子，下午一放学就跑到10几里路以外的农村，把农民堆在地里没及时收走的秸秆背回家。有时被发现了，我们就拼命地逃，但是背上重重的秸秆却没舍得放下。

记得小学5年级时，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题为《我的父亲》的作文，为了收集素材，我让母亲介绍一下关于父亲事情，母亲谈起了两件事让我终身难忘，深切感受到父亲对家人的眷恋和对祖国铁路建设事业的热爱。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北方大面积饥荒，走投无路的母亲带着当时只有三岁的大哥和几个月的二哥投奔父亲。当时父亲和工友们的定粮已大幅压缩，父亲也是食不饱腹，可父亲把每天仅有的4两小米饭全部带回家给哥哥吃，他下班后便去挖野菜充饥。后来，挖野菜的人多了，野菜也挖没有了，大家就开始吃嫩的野草根。不久，父亲不慎出现严重中毒，全身浮肿，和父亲同样症状的工友先后2人去世。父亲感到生命无望，悄悄到沙城照相馆照了像，拜托同事事后再转交母亲，想让两个儿子记住父亲的模样，但为了幼小的孩子，意志坚强的父亲最终挺了过来，后来母亲才知道了“遗像”风波。第二件事是1966年，为响应毛主席“建好2208专用备战线”的号召，尽快实现毛主席他老人家“骑着毛驴到渡口”的心愿，父亲和全段职工以最快的速度从东北整体向云南迁移。由于“文革”开始，学生们大串联，交通到处拥堵，父亲们坐着闷罐车走了半个月才到达目的地，在云南辗转贵州一干就是8年，中间有近3年没回家探过亲。

当年，我们这些在家属院长大的孩子们，由于父亲们常年在外施工，母亲成了家庭的顶梁柱，把孩子们一个一个地拉扯大，在这样的特殊环境里，我们的童年早早地感受到了生活的不易，但也充满了童年的快乐。随着自己参加了铁路建设工作、成了家、有了孩子，更真切地体会到了父亲和母亲当年为建设中国铁路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

（载于纪念中铁四局成立60周年系列丛书《记忆》、《四局工人》     侯丽芳）